随着8月的到来，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又如期而至了。在众多参演的戏剧中，人们注意到，一部已经快被人忘记的老电影又被重新编排走上了戏剧舞台，它就是曾获得1957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的《12怒汉》。

    为什么一个流传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故事直到今天依然有看客呢?按戏剧表演者的话说，它蕴涵着一些颠扑不破的智慧，在情节上富有大量的戏剧冲突，在表达方式上“有一种理性的光辉”。既然如此，让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将聆讯的是一宗极为复杂的案件。你们知道，蓄意谋杀是法庭上最严重的控罪，你们必须根据证供和证据，公正聆讯，绝不偏私。由于事关一个人的生死，你们有义务用合理的质疑证明其无罪，且只有这样才能还他清白。如果没有，则必须公正执法，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它必须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因此，你们的责任重大。”这是故事开始时法官向陪审团说的一番话，此后，陪审团退庭，他们将在一个套间里决定被告的生死。

    千万不要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老套的“法庭辩论”故事，因为故事只有一个主角——陪审团。他们不负责为案件搜集证据，也不需用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衡量被告是否有罪。他们惟一要做的，是凭借最基本的常识，得出被告是否有罪的结论。

    说实话，此案并不像法官说的那样“极为复杂”，看多了“法庭电影”的人可能还会觉得它过于简单。从后来陪审员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此案的被告是一个18岁的男孩，他被控告用刀杀害了他的父亲，而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处境十分不利：此案有两个证人，其中老头是男孩的邻居，他曾经听到男孩对父亲喊“我要杀了你”，而且在案发时听到隔壁有动静，还听到了男孩跑下楼的声音；女证人的证据更为确凿，她在60码外亲眼目睹了男孩把刀插入其父身体的过程。在法庭上，男孩辩解自己并不在场，而是去看电影了，但非常蹊跷的是，他说不出自己看了什么电影，以及主演是谁。此外，有人证明他曾买过一把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刀。如此看来，他无疑就是杀人凶手了。

    陪审团的成员们看样子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一脸轻松地走进套间，开始聊一些和案子无关的事情。这12个陪审员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他们大多没有参加过陪审团的工作，因此普遍感到很新奇，有人还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就像国会议员一样”。只有一个人看起来很孤僻，不怎么与别人搭话，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在1号陪审员的主持下，他们很快进行了举手表决，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男孩有罪，但那个孤僻的8号却没有举手。大家问他是否认为男孩无罪，他说不是，他只是无法肯定他有罪。这个异端让很多急于完事的陪审员十分恼火，但也有一些陪审员愿意听听他反对的理由。结果，大家每人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演，将自己对案件的印象大致说了一遍。没想到的是，除8号外，认定男孩有罪的11名陪审员对案件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从男孩的贫民窟身份推理的，有从父子关系紧张的事实判断的，有的比较倾向于老头的证词，有的则认为妇女的目击证词更有说服力。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在闷热的套间中，12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愤怒了。

    所谓“理越辩越明”，大家很快发现，真相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可是，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局限，沟通起来十分困难，以至于理性的事实推断经常被意气所打断。8号陪审员也仍然无法说服大家。于是，他建议让11名认为男孩有罪的陪审员举行匿名投票，如果他们一致通过有罪，那么他将放弃努力，顺从大多数人的意愿。投票的结果让大部分人感到沮丧，因为又出现了一名认为男孩无罪的陪审员。由于不知道这名倒戈的人是谁，猜疑和谩骂接踵而来，许多事实上投了有罪票的人也被卷了进来。在相互的伤害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与别人一样，都有长时间形成的很难改变的偏见。与其这样毫无意义的争执，不如大家坐下来，在技术层面认真地讨论—下案件的种种可能，用“合理的质疑”去消除主观的误判。

    这时，8号陪审员的审慎和理性为讨论得以继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从他身上发现，陪审员的工作虽然是临时的，但那投出的一票直接关乎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一结果是否公正也直接影响着他们今后是否会被别人公正地对待。于是，他们对案件的每个细节展开了讨论，比如那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头怎么会在15秒的时间跑出40多米，而那个妇女又怎么可能在火车开过窗口时清楚地看到远距离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处于极度紧张的人是不是有可能将不久前看过的电影忘在脑后。当然，这些问题仍然是建立在质疑的基础上，他们只是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没有人说这一定就是事实。在8号陪审员的建议下，他们为这些“可能性”做了一些实验，虽然总是有几个人对此表示不屑，但事实还是逐渐清晰起来，原本坚固的认定有罪的阵营也开始松动了。

    在讨论的过程中，陪审团重新进行了几次举手表决，认定有罪的陪审员由一开始的11个减少到第二次表决的9个，再减少到6个，最后只剩下3个。然而，这3个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其中的10号是一个带有强烈贫民歧视倾向的人，面对其他陪审员咄咄逼人的提问，他的情绪终于失控了，他再也无法掩饰心中对贫民少年的憎恶，他说：“众所周知，有贫民区背景的小孩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就应该被清除掉。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为这样的垃圾浪费这么多时间!”在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一个很令人难忘的场面出现了，9个认定男孩无罪的陪审员接连离开了座位，用沉默的背影表示对10号的强烈抗议，与他一个阵营的3号和4号也没有再理会这种无稽之谈。至此， 10号走进了角落，彻底丧失了话语权。

    剩下的两个认定有罪的陪审员中，4号是个银行家，他的谈吐很有逻辑。他坚决认定男孩有罪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毕竟有一个女性的目击证人，而且她没有说谎的动机。对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提不出任何“合理的质疑”。在僵持中，4号摘下了眼镜，揉了揉鼻梁上被眼镜压出的两个深坑。没想到的是，这个举动启发了9号的思路。9号回忆起女证人的鼻梁上也有着被眼镜压出的深坑，也就是说，她的视力可能有问题，而根据她的证词，案发时她已经上床很久，只是因为睡不着才起来走走，这才看到了男孩父亲被杀的场面。于是，9号友好地问4号，你睡觉时戴眼镜吗?4号回答，从不。这样一来，这个最确凿的证据也有了可以“合理质疑”的地方，4号也加入了主张男孩无罪的阵营。

    最后一个同盟的失去，使3号恼羞成怒。需要说明的是，3号一直是很情绪化的，他不太尊重别人的看法，时常打断其他陪审员的推断。一开始，他咬住一点不放，那就是男孩承认曾对父亲说过“我要杀了你”的话。3号认为，男孩既然说出这样的话，那他一定就有这种想法。有趣的是，在辩论过程中，他因被8号激怒而产生过动武的冲动，虽然被众人拉开，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说了一句气话：“我要杀了你!”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迭，随后8号的一句“你不是真想杀了我吧”让大家对事情的看法又多了一些。故事的最后， 3号彻底暴露了自己对那些不尊重父亲的孩子的仇恨，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从狂暴到瘫软，终于承认男孩是无罪的。

    在电影《12怒汉》中，由于镜头的限制，不可能很完美地体现12个陪审员心理渐变的过程。如今，这个弱点有可能以戏剧的形式加以弥补。让我们期待这个故事早日在戏剧中得到光大。